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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思:安倍晋三不可能创造新的“历史谈话”  

2014-12-02 09:22: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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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今日媒体报道,12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政策讨论会上表明,若是赢了这次众议院选战,明年战后70年将发表一个属于安倍政权的历史谈话。且不说安倍晋三是否能够赢得众议院宣战,单从历史背景来看,安倍晋三就不可能突破:国际背景与日本国内背景留给安倍晋三的空间并不如同明治维新那样开阔。这一点,从鲁思的《学而丛书·菊花与刀》一书中关于明治维新的记述就可以轻易发现。



1868年,反对德川的势力取得了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双重统治”从此结束。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胜利者推行的只是一种极其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新政府从掌权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新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它收回了土地的登记簿,把以前农民按“四公六民”政策要分给大名的“四成”收归政府。但这种废除不是完全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并免去他们养活武士以及参加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也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随后的五年中,政府又在法律上废除了阶级的不平等以及代表阶级和等级差别的标志、服饰,甚至下令“散发”;贱民被解放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被废除了;各藩之间的关卡被撤销了。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被取消了。到1876年,政府又将大名及武士的俸禄折成一笔偿还期为五至十五年的秩禄公债,并一次发给他们,他们可以拿这笔钱来创办新式的非封建性质的企业。发放数额的多寡是根据他们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来确定的。“这是商业寡头与封建土地贵族进行结合的最后步骤,其迹象早在德川时代就很明显了。” 

尚处稚嫩阶段的明治政府实行的这些重大改革并不得人心。当时人们对1871—1873年“征韩论”的狂热胜过任何一项改革措施。但明治政府不仅坚定不移地实行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还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明治政府的执政方针与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斗的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以致在1877年爆发了由他们的最高领导人西乡隆盛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的军队代表了尊王派维系封建制度的所有愿望,但明治政府则在实现“王政复古”后的头一年就背叛了他们的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并不是由武士组成的义勇军,战胜了西乡隆盛的武士军队。尽管如此,但这次叛乱也完全能够证明当时的政府在国内激起了多么强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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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也同样充满了强烈的不满。1868—1878年,即明治政府的最初十年间,至少爆发了190起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明治政府才通过一些措施逐步减轻农民承担的沉重租税,所以也难怪农民们感到新政府牺牲了他们。农民们还反对办学校、征兵制、丈量土地、散发令、给贱民以平等待遇、当局对佛教的极端限制、历法改革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他们固有生活方式的措施。

那么,在这个政府里是什么人推行了如此激烈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呢?是在封建时代的日本特殊体制中孕育出来的下级武士和商人阶层之间的“联盟”。武士们作为大名的心腹家臣,不仅学会了使用政治手段,而且还经营和管理着各藩的垄断企业,如采矿、纺织、造纸等行业;而商人们则购买到了武士的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推广了他们的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将那些自信、能干的人推到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出生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实践。19世纪后半叶,日本刚刚走出中世纪,其国力就像现在的泰国一样衰弱,却能涌现出一批目光深远的领导人,成功地设计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超越了任何民族曾经做过的尝试。这些领导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民族性,本书的主题就在于探讨这种民族性过去是怎样的,现在又是怎样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先来了解一下明治政治家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视之为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把日本变成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的破坏者,既没有一味地批判封建阶级,也没有没收其财产,而是用丰厚的俸禄诱惑他们,使其转向长久地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处境。这之所以推迟了十年,与其说是因为阶级原因而拒绝了农民对政府的诉求,不如说是由于明治政府初期国库匮乏的缘故。

不过,明治政权中那些精明敏锐、实力强大的掌权者,是不同意完全废除等级制度思想的。王政复古把天皇置于阶级社会的最高位置,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政治家们又废除了藩,解除了既要忠于藩主又要忠于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些改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抵制等级制的习惯,只是给这些习惯换了一个位置。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为了把他们精妙的政策纲领推广到民众中去,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轮番采取加压和施恩的方式,可谓恩威并施。而且,在公共舆论不同意改革历法,不赞成建立公共学校,不希望废除对贱民的歧视政策等时,他们一点也没有考虑去迎合公众。

来自上层的恩惠之一就是1889年天皇赐给民众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赋予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国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在对西方各国的宪法进行了研究、批判之后,精心拟定的。不过,宪法起草者“采取了一切的预防措施,以防止人民的干涉和舆论的侵扰”,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是隶属于宫内省的一个局,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明治的政治家们十分明白自己的目的。19世纪80年代,宪法的拟订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当时面临的问题,询问斯宾塞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详谈,斯宾塞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了伊藤博文。对于等级制问题,斯宾塞写道,日本的传统习俗中有一个绝对优越的、惠泽国民的基础,应当加以保护和培育。他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战胜在许多盛行个人主义国家中难以避免的各种困难。此信肯定了他们的信念,明治大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满意。他们努力把在现代世界遵照“恰当位置”而获得的好处保持下来。他们不打算破坏等级制的种种习惯。

不论是政治领域、宗教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明治政治家们在各个领域中都明确规定国家和人民“各守其位”的义务。他们的整个体制结构和美国的、英国的都完全不同,使得我们常常认识不到其体制的基本点。当然,日本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无须被公众舆论所左右。政府被等级制的最高层掌管,由选举产生的人物绝不可能进入这一阶层。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毫无发言权可言。在1940年,政府最高层的成员都是一些可以随时“谒见”天皇的要臣、直接向天皇进言的顾问以及由天皇御玺任命的官员,后者包括内阁官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及其他高官。由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无法达到等级制中这样高的地位,比如说,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在选拔、任命内阁成员或者大藏省或运输省局长时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发言权。众议院是由普选产生的,代表国民的心声,虽然享有一定的特权以质询和评判政府的高级官员,但在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方面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言权,也没有法律的制定权。众议院还受到不经选举就产生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占贵族院议员的一半,另外有1/4是由天皇敕选的。贵族院拥有对法律的批准权,其权力几乎与众议院的相等,这就又多了一道等级性的关卡。

这样就确保了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都掌握在“阁下”们手中。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日本在“各守其位”的体制下不存在自治制度。在全部亚洲国家中,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层的权力在往下延伸,而往往中途会碰到从下往上发展的地方自治力量。各个国家之间的区别则在于民主的范围达到什么程度,职权的多和少,地方的领导能否对整个地方的所有居民负责,抑或被地方的豪强势力所垄断,从而不利于人民。德川时代的日本就像中国一样,最小的单位由5至10户组成,现在被称作“邻组”,这是居民中最小的责任单位。这一“邻组”的组长,领导组内的事务,保证组内成员行为合法,如果发现可疑行为必须报告,发现潜逃的罪犯要送到政府。明治政治家们起初废除了这一套组织,但后来又把它恢复了,并称之为“邻组”。政府时常在市镇中积极组建“邻组”,但如今在农村中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比它更为重要的单位是“部落”(村庄)。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也不曾被视为一级行政单位纳入政府体系,那儿是国家权力没有覆盖到的地方。这种由15户左右的人家组成的部落,直到现在,还是每年都更换一次部落首长,一直发挥着组织的功能。部落首长的职责是“管理部落内部的财产;监督向发生死亡或火灾的家庭提供援助;安排耕种、盖房、修路等公共事务的合适日程;以敲钟的方式报告火情;通过击打梆子来告知全村进入休息日程”。日本的部落首长和亚洲的其他国家不同,不必承担征收部落内国家赋税的重任。他们的地位不具有双重性,是在民主责任的范围内起行使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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