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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殇》:中国文化没有说清楚文人是什么人  

2014-12-08 09:35: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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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传统文化中,文人具有很高的一种文化地位,乃至文化和心理上的优势。但,究竟何为文人?似乎传统文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朱中元、顾则徐两位在《书之殇》一书中,对文人一次,有着一种清晰的解读与定位。




朱中原:什么是文人?如何判断文人?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今天对文人的判断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没有搞清楚文人的真正涵义。或者,是对文人的评判标准和依据出现了问题。我们今天对文人的判断,仍然是庸俗社会学的判断模式,就是看你的社会身份。以为一拿毛笔一写文章就是文人,其他社会身份的人就不能算是文人。判断文人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他是否以文化为职志,是否在文化上做出了贡献,而不要去管他的其他身份。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当官的,好多都是文官,比如搞宣传的官员,大多喜欢写诗歌小说,而且还是作协会员,那么,他算不算是文人呢?不能因为他搞写作就是文人,但也不能因为他的官员身份,就断然否定他是文人,关键要看他在文学或文化上到底有没有成就或造诣。贺敬之在当文化部长前是文学家,他当然是文人,他后来当了文化部长,但不能因为他当了部长就不能说他不是文人了。鲁迅本身是文人,但如果因为鲁迅做了一个什么小官就说他不是文人,这显然是不可取的。现在很多老干部一退下来啥也不干,就写字画画,但你能说他就是书画家?

所以,对文人的界定,是关系到对中国书法史上文人书法界定的关键问题,因为文人书法是中国自魏晋以后书法史的主流。但是,魏晋以后所谓文人书法的主体又大多是文官。事实上是文官书法占据了书法史主流。那么,对于文官书法又当如何看待?这个是我们这次对话需要讨论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又涉及到了对书法主体的身份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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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望文生义,文人就是以文为业、为生的人,那么,文官不也就是文人吗?如果说有文化就是文人,那么一个有文化的贵族是不是文人?比如屈原。一个有文化的富豪是不是文人?比如吕不韦。甚至,有文化的皇帝是不是文人?比如秦始皇、宋徽宗。这样去看文人,文人就不能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它是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阶层性了。掌握文字文化,不过就等于做菜,会做菜、常做菜、天天做菜,不等于就是厨师,厨师是一种职业,是一个独立的可以界定其边界的社会群体。必须要从社会的独立性角度去看是不是文人,社会学的角度。掌握文字文化是前提,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分子的文人,还是要从社会独立性去看。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不是一定固定不变,今天是文人,明天是文官,后天是将军,大后天可能去做了商人,衰老了又回到故乡做起了文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今天是文人那今天就是文人,明天是什么明天再说。文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在野的,不管他们的生活基础是否来源于文化,但文化是他的主要事业;当文化也是他的生活基础时,那么,他就是纯粹的文人。以教书为生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考查的第一个纯粹文人。庄子是低级官吏,漆园吏,是否跟孔子一样仅仅是短期做过官,很难确证。

从战国直至清朝,在现代学校教育、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兴起以前,中国纯粹的文人数量是很少的,更多的是不纯粹文人。把不纯粹文人包括进来,中国文人数量就比较多了。最重要的原因是西周封建制度瓦解后,形成出了一个士绅社会、乡治社会。士绅是在野的,他们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以文化为自己的事业了。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虽然贵族制度崩溃了,但形成了相应于官僚制度的俸禄制度,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名义上是官僚,拥有一定等级的官僚身份,但实际他是赋闲在家,享受一份俸禄而已,并不是在位的官僚。包括告老还乡,还拿俸禄,名义上有着一定等级官僚身份。这些也可以称为爵禄。在中国历史上,这部分人是很不少的。贵族制度终结后,西汉以后,世家、世族、士族、豪族并不一定就是当官的,其中一部分在野的人也兼具了文人身份。在唐朝以前,世家、世族、士族、豪族中很多分子,不过也就是一种士绅,但这种士绅的身份与血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在三国到唐朝阶段,纯粹文人在文人队伍中是很次要的部分,主要还是世家、世族、士族、豪族中不纯粹的文人为主,是士绅文人为主。

可以不考虑爱好、志向等等因素,比如多数文人仅仅是爱好学习、研究文化,少数人是立志于文化事业的建设,不考虑这些因素,只考虑社会学意义上的必然性。文人需要获取社会地位,尽管他可能具有令人尊敬的血系,拥有广大的土地等财富,但作为文人这个特定的角色来说,终究需要依靠对文化的掌握来获取人们的尊敬和社会地位。可以通过撰写著作,可以通过短小的文章诗词,甚至可以通过熬白了头发思考出来的一副对联,但是,什么是社会地位?社会地位不仅是相对于上层,更要紧是相对于下层来说的。下层人民可能是文盲,根本看不懂你写的书,搞不懂你写的文章诗词之类,只能看表面形式。你搞了本书,拿给一个文盲看,说是你写的,对方认为了不起,就对你肃然起敬,其实,你搞的这本书,可能完全就是个垃圾东西。要向上得到尊敬,要在同行、内行中得到尊敬,很困难,你必须要有真正的才学,但对下则不同,比较容易了。

朱中原:甚为赞同!评判文人,不一定必然看他的社会身份,而是要看他对社会层面的影响或贡献是什么。比如苏东坡,他是一个官员,也是一个文人,但我们为什么说苏东坡这个官是个文人?因为他对于文学史、书法史、文化史的卓越贡献。而换个角度来说,一个会写文章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文官,但我们就不能随便说他是文人,关键是要看他对社会的影响是否主要是在文化层面的。不论是今天,还是中国历史上,都有不少官员或其他非文人群体把自己认为是文人,但事实上他们又不是以从事文化事业为自己的理想或人生目标,他们所做的,仅仅是与文化沾点边而已。所以,他们一方面占有权利,却不承认自己是做官的,而愿意把自己认为是文人或文化人。这样的例子在今天的中国就更多了,只要会拿毛笔写两笔字的,都会首先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书法家或文化人,甚至在简历里都基本不提自己的官职,还有些官员会写几句顺口溜诗,也把自己当成是诗人或文化人,而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做官员。但是,他们要知道,他们在文化界所获得的赞誉或话语权,基本不是来自于他们对文化本身的贡献,而恰恰是来自于他们对权力的占有。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没有谁说书法家、文化人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和身份,与你该不该当文化人、书法家没有必然联系。判断你是不是文化人、书法家的标准不是看你是不是在拿毛笔,也不是看你是不是官员或老板,而是看你是不是对这个领域有贡献。

在判断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典型的没有是非观、价值观。中国人的是非观往往以知名度为标准。如果大家都不知道,那这个人肯定不行,如果大家都知道,那这个人再不行也行。这种是非观其实恰恰是没有是非观。所以,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判断,往往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往往是由中国人身上的非理性意识所导致的。中国人缺乏最起码的逻辑判断和理性意识,所以,判断是非的时候,往往容易受简单的情绪、情感或他人的意识所主导或控制;当然,也很可能是受现实利益的影响,即便本身有是非观,也会变得没有是非观了,这个我们暂且不论。就以文人而言,所谓文人,一定是要有独立文化人格的较为纯粹且于文化本身有贡献的人,但现在我们把文人往往理解为,凡是只要写文章的人,就是文人,凡是只要拿毛笔写书法的人,就是书法家。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论,那么古代凡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的官员,几乎都会写文章,都会拿毛笔,那么是不是都是文人?当然不是。

清末的时候,以吴昌硕为代表的一批西泠印社创始人和早期社员,本是职业刻印高手,但几乎个个都能诗善画善书,但不能因为能诗善画善书就以为他们是很了不起的文人了。他们的本职工作仍然是以刻印卖印为主,并且形成的西泠印社团体,一开始的主要功能也并非是所谓的文人雅聚,而是为了更好地商业运作,至于诗书画,不过是兼修罢了。但是西泠印社和西泠印社的这批艺术家被后来的舆论过于夸张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人似乎都是了不得的文人。但以当时标准来看,这一批人的艺术格局、格调和境界都是无法和当时一流的文人相媲比的。要讨论这个问题很复杂,非一两句能说清,但总归有一点,职业艺术家的艺术境界很难与真正的文人相提并论。

顾则徐:文人是个社会学概念,是很客观的,但不等于自己有自觉认识,也不等于别人有这样的认可。这就好像一个贵族,他没有破落时候是贵族,破落了,仍然还是贵族,这是一种客观认定,但自己承认不承认自己是贵族,别人承认不承认他是贵族,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从主观认定来说,最基本、最起码的证明你是有学问的人的证据是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你的字。在一个文盲面前,你会写字说明你有文化,如果字好,那就说明你是有文化里的有文化。中国人传统的写字,或者说就是书法,有两个最要紧的元素,一是汉字,笔画多,复杂,二是毛笔,不容易把握,这就决定了写字之难,很累人。你能够把字写好,写得漂亮,那就说明你有文化,很有学问啊。社会底层的人就是这样评判,不存在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千多年的社会现实。一直到最近,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的人还是这样判断一个读书人。你字好,到底是个大学生,所以字好;字不好,你不像大学生,有文凭,你大概也是混的文凭,没有好好读书。小学生跟你吵架,就说:字都这样,我都比你写得好,你是狗屁大学生。不仅如此,读书人自己也会这样互相评判。清朝龚自珍是文章大家、诗词大家,考科举焦头烂额,他的字太不好啊,考官一看他的字,就不愿意看他考卷了,文章天下第一,可是人家看都不看了,怎么知道你文章是天下第一啊?所以,书法对于文人的身份自证,实在是太要紧了,第一位的视觉证据啊。

不过,文官书法是主导的;文人书法很重要,但处于次要地位。文官写字,是人格分裂的。一方面,由于需要符合公文实用性,就要追求楷书化、刻板化;一方面,又需要游戏人生,追求着自由,追求着行草化。

朱中原:楷书化和行草化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在中国汉晋以后的文官书法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比如苏东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苏东坡既把自己当一个文人,也把自己当一个士人,所以他的楷书厚重、严肃代表着庙堂气象;但另一方面,苏东坡仕途一再受阻,也有很强的游戏人生、追求自由的成分,所以他的书法是追求自由、潇洒的行草化的典范。这样,苏东坡就成了中国文官书法的典范,他是文官中的文人、文官中的书法家的典范。(插图: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楷书《醉翁亭记》,有图注)

顾则徐:东汉末之后,文官在书法史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两晋时期,文官书法发生了定型化,以二王为代表,这个文官书法是以纸本为基础的。过去讲王羲之练字是池水尽墨,其实水用得多、墨用得多、笔用得多,也就是纸用得多。继承东汉的余绪,三国、两晋依然是人才辈出,这些人才集中在士族当中,有着严格的血系继承关系,由于血系而有官僚继承关系,拥有大量财富,一方面控制权力,一方面游戏人生,纸张的普遍使用也提供了书法新的物质基础。恰恰在这个阶段,文官书法也宣告走到了绝路,成为了文人书法的一个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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